魏晋南北朝“止战文”的文化意义

2019-03-21 10:54栏目:文化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,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,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。士人止战虽多就战争形势而论,但仍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、史鉴意识和地域观念,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。深刻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治政的核心思想之一,也深刻地影响士人的战争观念。融通的地域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劝降的人物,如曹操入荆州前蒯越劝迎、赤壁之战前吴张昭劝迎曹操、曹魏平蜀战争时蜀谯周劝降后主刘禅等。这些劝降的依据固然是当时战争形势发展使然,同时也蕴含着更为融通的地域观念。二)谯周劝降,反映了汉魏之际人们地域观念的转变,原本有着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取向的各州郡名士,开始超越州郡地域集团利益的局限,在地域观念上走向了更大范围的融合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,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,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。从文章写作目的来分,论战文可分为“劝战文”和“止战文”。其中的止战,一种是以罢战为目的的止战;另一种则是根据战略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缓战和战略撤退。士人止战虽多就战争形势而论,但仍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、史鉴意识和地域观念,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。

  建安四年(199),官渡之战前夕,沮授《谏南师》曰:“师出历年,百姓疲敝,仓库无积,未可动也。宜务农息民,先遣使献捷天子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六三) 是时,袁绍依仗袁氏四世三公的地位,又消灭了公孙瓒这一强敌,更加傲视一切。而此时曹操已先后平定了北方的其他割据势力,袁、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。于是袁绍决心攻打曹操。因为连年征战,民生凋敝,粮食短缺,沮授认为,应该先与民生息,取得民众支持;“遣使献捷天子”,占据舆论优势,不得已再采取战争的手段。可见,民本思想是沮授考虑战争能否取胜的出发点。结果,袁绍一意孤行,发动了官渡之战,兵败身亡。

  魏黄初五年(224),曹丕准备伐吴,辛毗谏曰:“方今天下新定,土广民稀……今日之计,莫若修范蠡之养民,法管仲之寄政,则充国之屯田,明仲尼之怀远;十年之中,强壮未老,童龀胜战,兆民知义,将士思奋,然后用之,则役不再举矣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五)辛毗认为,国家新定,国力不足,不宜举兵伐吴。应该屯田养民,修德怀远,使百姓知礼义,将士思报国,然后图之,则一举而定,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。

  不惟中原士人止战以民本为先,蜀、吴亦复如此。如吴主孙皓用诸将之谋,屡次派兵侵扰晋国边境,陆抗上《戒动师旅疏》曰:“诚宜暂息进取小规,以畜士民之力,观衅伺隙,庶无悔吝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)陆抗针对吴国频动师旅的状况,指出当务之急应致力于富国强兵,发展农业,蓄养民力,仁德施于百姓,一旦时机允许,则可制胜。如果“穷兵黩武”,耗费数以万计,士卒伤亡,而敌寇并无衰损,必然造成国家凋敝,其论述着眼点亦在民本。

  可见,部分止战文并非要从根本上消灭战争,而是从更为长远的战略眼光,强调休养生息、德泽百姓对于牢固国家根本的重要性——唯有国力强盛,根基稳固,才是制敌取胜的法宝。

  “以史为鉴”,对于中国文人而言,既是一种认知方式,也是一种话语方式。其前提是对历史规律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理性认同,本质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,具体分析其间的原因与逻辑关系,形式则是对事实进行比附归类,并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。

  曹丕禅汉自立以后,孙权曾言遣子孙登入侍魏主,以示臣服,然而其子并未入魏。魏主责其不臣于魏,于黄初五年欲举兵伐吴。王朗作《谏东征疏》曰:“昔南越守善,婴齐入侍,遂为冢嗣,还君其国。康居骄黠,情不副辞,都护奏议,以为宜遣侍子,以黜无礼。且吴濞之祸,萌于子入;隗嚣之叛,亦不顾子。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,今六军戒严,臣恐舆人未畅圣旨,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,是以为之兴师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十三)

  历史上,南越王胡臣服于汉,遣其子婴齐,入侍宿卫,胡卒而子嗣位。康居王遣子侍汉,然自以绝远,骄慢不与诸国相通,都护郭舜上言:归其侍子。吴濞也曾遣子入朝,侍奉太子,为太子所杀而心生怨望,终至叛乱。隗嚣遣长子恂,入侍汉室,终举兵反叛,不顾其子。

  王朗以历史事实说明,遣子入侍皇室,或出于忠心,或出于无奈;或因子入侍而产生祸乱,或背叛朝廷而不顾其子。其子之入侍与否,实际上与是否臣服并无直接关系。若因孙登未入侍魏主而举兵,举兵之际,孙登至魏则不足庆,不至魏则舆论不利。所以王朗认为,应该外扬国威,内盛国力,襟怀淡定深广,则其气势不可动摇,其计谋难以度量。援史以论今,使其说理充满不可辩驳的说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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